2006年12月28日，我在本栏发表《香港文物保护的现实意义》指出：‘香港的文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1841年以前的，一类是1841年以后的。前一类文物鉴定比较容易取得专家和香港社会各界的共识，有争议而比较困难的是后一类。’因为，后一类文物中不少散发强烈的现实性，有的反映香港社会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可回避地具有强烈争议性。当时，香港社会正发生所谓‘天星码头保卫战’，有人要求同时保留皇后码头。

皇后码头政治性强

与天星码头比，皇后码头的政治性强得多。它是‘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官员和英国皇室成员使用的码头。港督上任，是乘坐港督游艇‘慕莲夫人号’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欢迎和阅兵等就职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1975年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访问香港，乘专机在启德机场降落后，也改乘‘慕莲夫人号’渡过维多利亚港在皇后码头上岸。尽管公众的小型船只也可以使用皇后码头，但是，港英政府官员和英国皇室成员一贯只使用皇后码头的传统为其涂抹鲜明的政治色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中环新的填海计划，决定在2006年11月新中环码头启用后，清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并承诺在适当位置重置天星码头钟楼和皇后码头以资纪念。但是，香港某些政治团体、政治人物要求原址保留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要求保留天星码头，可以说是怀念香港居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含辛茹苦的奋斗史。要求保留皇后码头，只能理解为对‘殖民管治’的眷恋。

事实是，皇后码头在‘殖民管治’时期已被搬迁而重建过。首座皇后码头建于1925年，位于现在的皇后像广场和文华东方酒店（当时为‘皇后行’）附近。1953年4月因中环进行填海工程而与天星码头一同被迁至现在的位置。

最初的皇后码头拥有拱门和圆柱，较之现在的皇后码头毫无特点的平庸形象显然更具保留价值。然而，港英政府没有保留旧皇后码头，于1954年2月将其拆卸。当时，也不见有人发动‘保卫战’。

在特区政府已承诺将重置皇后码头以资纪念后，香港某些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仍旧阻挠皇后码头清拆，其政治含义不言自明。

莫低估人心回归重要性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在《明报》2007年5月11日A30‘论坛’发表《香港历史和心灵的回归》称：‘殖民地是香港过去的历史，保留殖民地的历史建筑，并非眷恋香港的殖民统治，而是要延续香港的过去与未来，让历史建筑诉说着香港筚路蓝缕的故事，这是一代代港人走过的足迹，也是一个城市不可割断的文化遗产，就像保留宋王墓的碑石，保留李郑屋的古墓，并非眷恋封建社会，而是深爱着香港这土地和历史，更是港人心灵真正的回归。’

张文光把1841年前的文物与1841年后的文物的现实意义混为一谈，把1841年以来政治性不强的文物与政治性强的文物的现实意义混为一谈。他宣扬‘港人心灵真正的回归’，是同历史所要求的香港社会人心回归背道而驰的。

不能低估香港社会人心回归，亦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认同问题的严重性。2007年4月13日《信报》第十四页载，香港电台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07年3月进行一次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逾千名十八岁或以上香港居民。结果显示，如再可选择，三成一人选择做‘九七前的殖民地人’，四成一人选择做‘九七后的特区人’；六成一受访者称自己为‘香港人’，自称‘中国人’的仅三成六。

我在《香港文物保护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香港文物保护问题是同香港社会人心回归问题相关联的。’‘“民主派”利用天星码头清拆事件再度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的自我认同和排他性，是企图以“两制”来对抗“一国”。“民主派”将进一步利用皇后码头、利东街、油麻地警署、观塘旧区以及其他行将被拆卸的具文物价值的项目来进一步煽动香港本土意识以实现其政治主张。’斗争未有穷期。